楊力州 -《紅盒子》

玩偶劇場對很多電影人特別有吸引力，英瑪褒曼的《芬尼與亞歷山大》、或Agnes Varda向其丈夫積葵丹美致意的《童年拾趣》(Jacquot de Nantes，1991)都可見玩偶劇場對他們有著十分重要的位置，而二者碰巧地都是回顧人生的期間，透過玩偶劇場展現人生最初尋找自我的出發點。《紅盒子》的導演楊力州，亦是年輕是十分著迷台灣的布袋戲，很早已立志要拍攝有關布袋戲的作品，歷時十年拍攝了紀錄片《紅盒子》，而此刻上映之際際正正是布袋戲快將煙沒的年代。

《紅盒子》的主角陳錫煌，今天可稱為人間國寶的布袋戲傳人，但縱然貴為人間國寶，他依然擺脫不到他最想擺脫的形象 – 李天祿的兒子。戲裡戲外，楊力州都直接談及，《紅盒子》是一部有關「弒父」的電影，所指「弒父」，就是擺脫父親形象的人生。《紅盒子》極有意識地將這部以技藝為命題的作品，來透視台灣甚或華人世界的政治身份。戲中談及布袋戲無論興衰，以至復興，都有其政治任務，國民黨初來台時，布袋戲就跟隨政治人物在各地巡演，之後進入電視作為中華文化宣傳的工具，及後更隨著語言的政策使本屬布袋戲的語言閩南語逐漸式微，劇目的對白年輕一代已很難聽得懂。

 李天祿和陳錫煌

《紅盒子》中，本土社會已明顯欠缺能承傳布袋戲的氣氛，後進都感力不從心，年屆八十的陳錫煌依然帶著布袋戲處身海峽文化交流的政治舞台，或到世界各地表演示範，彷彿是作為技藝最後一代傳人的使命，而這個使命緊扣電影中所謂「弒父」的主題，從保存技藝的使命中尋找真正的自我，懷著擺脫父親的心來踏上父親可能昔日也走過的腳步；而無論台灣還是香港，近年對保肓的社會氣氛亦越見熱烈，這正正是因為大眾自覺尋找和保存身份的需要及逼切性，而《紅盒子》那種時不與我的無力感，真的甚有共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