應亮 - 電影︰行動的另一種可能

在罷課不罷學的課程名單中，最少有五個課跟電影直接有關，包括舒琪的「《大風暴》(Z) -正義與強權的鬥爭，從希臘到今明香港」、李至君的「從『菠蘿』到『薑蓉 』• 憂思難忘－－與吳靄儀談《去日苦多》（許鞍華,1997）」、潘達培的「紀錄片如何改變社會」、四維出世的「Fritz Lang: Hangman Also Die!」、還有應亮的「電影：行動的另一種可能」。這可見電影雖然在香港的產量或者入場觀眾數目不比從前，但正當社會需要積極求變的時候，電影依然是值得再三探討和思考的媒介。

應亮，中國導演同時也是演藝學院講師，其作品《我還有話要說》遭大陸禁播，中國政府更曾提出買斷版權來阻上電影於外地放映。他的課堂以「行動的另一種可能」為題，放映了大陸獨立導演鄒雪平《村子》系列的一些片段。《村子》系列是一部在同一個社區中，透過不同年代村民參與和對話繼而衍生的作品。第一部《飢餓的村子》是導演走訪村中老人於5 0年代大饑荒時的情況；後來一部《吃飽的村子》是將《飢餓》一片放映給受訪老人看，看他們會有何反應，席間有老人說這片子呈現出國家的問題，很有意思，但不許她在外國播放因會使中國蒙羞；及後一部是《孩子的村子》，這次是將《飢餓》一片放映給村中孩子，讓他們知道早年村中飢荒情況，並發動他們走訪村中各老人，記錄當時飢荒死難者名單，並向眾人募捐立紀念碑。

電影介入重塑歷史

這套《村子》系列展現出電影介入和重塑歷史的能力，讓上一代飢荒的慘況經驗留傳給下一代，同時體現電影並不單純是導演、受訪者和觀眾之間的關係，而是三者可以成為一環接一環的共同行動，透過參與電影重塑一個社區幾代人之間的回憶。應亮播放這套《村子》系列，想引發的思考，就是電影可否成為除了示威、集會、罷課以外，一種香港社會運動可行的媒介呢? 他舉例說，從七月二日早上被抬走的示威者之中，可否拍成一部電影呢? 有沒有可能拍到被警方包圍甚或羈留時的情況呢?

拍攝被羈留之情況，聽來有點不可思議，應亮接下來放映的是一部於更荒謬、更不可思議情況下拍攝的電影，是內地維權人士胡佳在軟禁二百多天期間拍攝的《自由城的囚徒》。《自由城的囚徒》可算是中國荒謬百態的縮影，鏡頭大部份時間從胡佳被軟禁的居所望出，差不多全是包圍胡佳的警察日常生活的悶態，如午睡、玩撲克、去廁所，耍功夫自娛；要不就是警車出動跟蹤他太太，二百多天日復日的跟蹤，胡佳也不時捕捉到警員的醜態，例如從廁所急忙跑出來開車跟蹤。

胡佳與警察同是自由城囚徒

胡佳和他太太曾金燕是在荒謬生活環境下，鍊成為快樂抗爭的高手。曾金燕的反跟蹤方法，就是下車走在跟蹤車前，如卜戴倫名曲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的音樂錄象，舉出一張張反抗的紙牌，片段中她引來市民圍觀，並成功嚇走跟蹤她的人；胡佳在《自由城的囚徒》更展現出一份從容的囚徒詩意，停在露台的小鳥，秋意重臨大地的風景，成為一幕幕荒謬軟禁生活的過場；反而包圍他的警察則在露台下悶得發慌，酷熱難耐，每天最高興就是等到午飯來臨的時間，執法者和軟禁者都成了自由的囚徒。有一幕，胡佳望出窗外修路的工人，自問修路的工人工作當然是為了修路，但樓下的警察全皆是國家精英中的精英，他們在這裡究竟又是為了什麼呢? 這確是一條我們越來越感熟悉的問題，例如七月二日早上圍住示威者的警察，究竟他們又是本著怎樣的心情來辦事呢?

《自由城的囚徒》播放到一半時，供電突然間無故停了。無電，電影便不能再繼續；不作嘗試，便不應奢求香港尚有希望。應亮及後利用本雅明的想法談及每個人在歷史中有其獨立的價值，這個價值其實不用什麼理論來分析，價值是靠自己來實現的。電影或者並不是行動的另一種可能，行動的可能其實在於我們每一個人。

( 修訂後刊於明報，2014年9月28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