玩偶劇場對很多電影人特別有吸引力,英瑪褒曼的《芬尼與亞歷山大》、或Agnes Varda向其丈夫積葵丹美致意的《童年拾趣》(Jacquot de Nantes,1991)都可見玩偶劇場對他們有著十分重要的位置,而二者碰巧地都是回顧人生的期間,透過玩偶劇場展現人生最初尋找自我的出發點。《紅盒子》的導演楊力州,亦是年輕是十分著迷台灣的布袋戲,很早已立志要拍攝有關布袋戲的作品,歷時十年拍攝了紀錄片《紅盒子》,而此刻上映之際際正正是布袋戲快將煙沒的年代。
《紅盒子》的主角陳錫煌,今天可稱為人間國寶的布袋戲傳人,但縱然貴為人間國寶,他依然擺脫不到他最想擺脫的形象 – 李天祿的兒子。戲裡戲外,楊力州都直接談及,《紅盒子》是一部有關「弒父」的電影,所指「弒父」,就是擺脫父親形象的人生。《紅盒子》極有意識地將這部以技藝為命題的作品,來透視台灣甚或華人世界的政治身份。戲中談及布袋戲無論興衰,以至復興,都有其政治任務,國民黨初來台時,布袋戲就跟隨政治人物在各地巡演,之後進入電視作為中華文化宣傳的工具,及後更隨著語言的政策使本屬布袋戲的語言閩南語逐漸式微,劇目的對白年輕一代已很難聽得懂。
李天祿和陳錫煌
《紅盒子》中,本土社會已明顯欠缺能承傳布袋戲的氣氛,後進都感力不從心,年屆八十的陳錫煌依然帶著布袋戲處身海峽文化交流的政治舞台,或到世界各地表演示範,彷彿是作為技藝最後一代傳人的使命,而這個使命緊扣電影中所謂「弒父」的主題,從保存技藝的使命中尋找真正的自我,懷著擺脫父親的心來踏上父親可能昔日也走過的腳步;而無論台灣還是香港,近年對保肓的社會氣氛亦越見熱烈,這正正是因為大眾自覺尋找和保存身份的需要及逼切性,而《紅盒子》那種時不與我的無力感,真的甚有共鳴。